第一百五十章 战火与商机 (第1/2页)
　　
　　民国五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香港的洋面上升起一层灰蒙蒙的水汽，维多利亚港的轮船汽笛在雾中此起彼伏，像一群看不见的鲸在互相呼唤。何敏站在财务部窗前，手里拿着一份刚收到的英文电报，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转身对坐在角落里的何安说了一句话。
　　
　　“欧洲打仗了。”
　　
　　何安正在看深水埗仓储区第二期的施工图纸，闻言抬起头来。他今年五十一岁，鬓角的白发比去年又多了些，但眼神还是那么锐利。去年填海码头全面竣工之后他带着何继祖在九龙湾工地上蹲了整整一个月，人瘦了、晒黑了，但精神头比年轻人还足。此刻他放下图纸看着何敏，眉头微微皱起。“欧洲打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何敏把电报放在他桌上。电报是何静从怡和洋行拿到的内部消息，原文是英文，何敏在下面附了中文翻译。欧洲列强打起来了——德国、奥匈帝国对英国、法国、俄国，战火从巴尔干一路烧到比利时。英国已经宣战，港英政府昨天发布了战时状态公告。
　　
　　“关系大了。”何敏的声音不高，但语速比平时快了一拍，“英国打仗，全世界的商路都会受影响。怡和洋行的远洋货轮有一半被英国海军征用了，剩下的船运费已经开始涨。麦克唐纳先生今早给何静透了底——从南洋运大米的运费下个月至少涨两成。”
　　
　　何安把电报放下，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他做了几十年生意，从甲午年用“以粮换枪”之策收编溃兵开始，他就明白一个道理——天下大乱对商人来说既是灾也是机。就看你怎么选。“何康在哪？”
　　
　　“九龙湾码头。昨天到了一批暹罗米，他在盯着卸货。”
　　
　　“叫他回来。”何安站起来，走到墙上那幅何康手绘的水道路线图前，盯着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回头对何敏说，“把何静也叫来。如果运费真要涨，我们要在涨价之前把今年全年的货都订了。”
　　
　　何静在怡和洋行的会客室里已经坐了整整一上午。麦克唐纳先生忙得脚不沾地，洋行里所有人都像被捅了马蜂窝，职员抱着文件在走廊里小跑，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她端着茶杯不急不躁地等着。这杯红茶是麦克唐纳的秘书给她泡的，大吉岭，泡得有点浓了，她喝了一口在心里自动跟何清的单丛做了个对比——还是单丛好。这是何静的习惯。谈判之前把最坏的情况在脑子里过一遍，把最好的情况也过一遍，然后坐到谈判桌前的时候就没什么能让她惊讶了。
　　
　　麦克唐纳推门进来的时候领带都歪了，红脸膛上冒着汗珠。他把一叠文件往桌上一扔，用苏格兰腔的英文说了一句脏话，然后想起面前坐着的是一位女士，立刻红着脸道了歉。何静用广东话回了一句“唔紧要”，然后开门见山。
　　
　　“麦先生，巨臂集团想提前锁定今年全年的远洋运力。从南洋到香港，暹罗米、安南米、爪哇糖，三种大宗商品，每月至少一千吨运量。我们想跟怡和签一份年度包运合同，运费用今天的价格锁定，不管市场怎么涨。”
　　
　　麦克唐纳愣了一下。他做了二十年航运生意，头一次见到在战争爆发之后还敢锁全年运费的客户。“何小姐，你知道运费要涨多少吗？”
　　
　　“我猜至少两成。如果战争拖过今年，明年可能翻倍。”何静的语气很平静，“所以我才要现在签。怡和拿到巨臂的全年合同可以稳定现金流，巨臂拿到今天的运费可以控制成本。双方都有好处。”
　　
　　“合同可以签。”麦克唐纳翻着桌上的运力排期表，眉头皱得很紧，“但按时交货的条款要做调整。战时状态，英国海军随时可能征调商船，如果我的船被征走了交不了货，按正常违约金赔我会赔死。”
　　
　　“可以。”何静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事先拟好的合同草案，翻到违约金条款那一页，指着上面一行字，“战时不可抗力条款，我已经写进去了。因政府征用、军事行动、海况灾害导致的延期，双方协商解决，不适用正常违约金。但——”她顿了顿，“如果是怡和自身调度原因导致的延期，违约金翻倍。”
　　
　　麦克唐纳看着那份合同草案，沉默了好一会儿。何静连战时不可抗力条款都提前写好了，说明她来之前就已经把战争的影响全盘考虑过了。这个女人的脑子比他手下任何一个买办都好使。他拿起笔在合同上签了字，然后站起来伸出手。“何小姐，我再说一遍——你应该来我们怡和当买办。”
　　
　　何静跟他握了握手。“麦先生，这是你第三次说这句话了。我的回答跟上次一样——我自己有公司。”她收好合同，走出怡和大楼。街上的报童正在吆喝号外，九龙船坞被港英政府征用做军舰维修基地，所有民用修船订单全部延期。何静站在街边听了一会儿报童的吆喝，嘴角微微抿了一下。船坞被征用，修船厂产能紧张，这对巨臂集团的航运部来说不是好消息。但她管的是贸易，修船的事归何康操心。她招手上了一辆黄包车，往湾仔方向去了。
　　
　　何康在巨臂码头上赤着脚蹲在船舷边，跟方月娘一起检查昨天到港的那批暹罗米。码头的桩基在海水中浸泡了近两年，水泥墩子上长满了藤壶，远远看去像披了一层灰白色的盔甲。镇海号停在泊位上，旁边是两艘从潮州修船厂翻新过来的近海快船——方世宏去年过世了，方少游接手了修船厂，按老父的遗愿把这两艘船以成本价转让给了何家。方世宏走的时候方少游守在床边，何平带着三个孩子跪在床前。方世宏拉着何平的手说了一句话：“你爹欠我的那些人情，用你这个儿媳妇还清了。还多了。”何平哭得说不出话。方世宏笑了笑，对方少游说船厂交给你了，别丢你爹的脸，然后闭上眼睛，很安静地走了，跟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干脆。
　　
　　何康伸手插进米袋深处抓了一把米上来，放在掌心拨了拨。米粒饱满，碎米率很低，这批暹罗米的质量比上一批还好。方月娘在旁边拿本子记着数，嘴里叼着一支铅笔。她今年二十八岁，当了两个孩子的娘，但干活的利索劲一点没减，嘴里叼着铅笔记账的样子跟当年在镇海号上擦枪一模一样。码头的工人扛着麻袋从跳板上鱼贯而下，远处九龙湾的海面上几艘渔船正在收网。
　　
　　“修船厂的事怎么说？”方月娘问。
　　
　　何康把米撒回袋子里，拍了拍手上的糠粉。“九龙船坞被征用了，民用修船全擠到油麻地那两家小船厂。现在排队修船至少要等一个月。咱们的三条快船年底都要大修，如果不提前占位，到时候——”
　　
　　“到时候就没位了。”方月娘替他说完。她把铅笔从嘴里拿下来，看了一眼天边正在进港的一艘货轮。“我去一趟油麻地。我爹以前跟那边一家船厂有交情，看看能不能插个队。”何康想说“我跟你一起去”，方月娘已经跳上了码头边的舢板，回头对他说了一句“你盯着卸货”，然后划着桨走了。何康站在码头上看着她划远的背影，忍不住笑了一声。方世宏的女儿，走到哪里都是这个脾气——决定了就做，不等人点头。
　　
　　何安当天晚上在湾仔旧楼的会议室里召开了巨臂集团的战时对策会。何敏把最新的运费行情、物资库存、现金流状况做成了一张大表贴在墙上。这是他跟秦舒云学的——秦舒云说账本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让看账的人一眼就能看懂。何安看着墙上那张表，简洁明了，连何康这种最烦数字的人都能一眼看明白。
　　
　　现状很清晰。库存——大米存够四个月，面粉两个月，钢材和建材因为码头仓库建设用了大半，只够一个月。运力——镇海号加三条近海快船，再加怡和洋行的合同运力，远洋近海全配齐，在同行里算头等。现金流——健康，但前提是贸易不能断。
　　
　　“机会有两个。”何敏拿竹竿指着表上的两个红框，“第一，运费涨了，但南洋大米的产地价没涨。欧洲打仗不打南洋，暹罗和安南的米农照样种田，米价反倒因为运不出去在跌。我们如果能趁低价大量吃进，等运费回落之后利润会很高。”
　　
　　“第二，英国人在亚洲的工厂全部转向军工生产，民用钢材和建材的供应会越来越紧。但日本没有参战，三井洋行的神户钢厂还在全产能运转。如果我们趁现在跟三井签长期供货合同，就能在英国钢材断供之后独占香港的建筑市场。”他放下竹竿，“这两个机会，一个靠航运，一个靠贸易。都需要何康和何静去谈。尤其是日本那条线——何康，上次你跟三井签的那批建筑钢材，他们的交货准时率是百分之百。这个信用记录在战时比黄金还值钱。”
　　
　　何康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搁在膝盖上。提到日本人，他沉默了好一阵。他和日本人的关系很复杂——甲午年他十七岁，跟着方世宏出海跑运输线，在东海上跟日本巡洋舰周旋了三天三夜，炮弹从头顶飞过去，身边的水手中弹掉进海里，他伸手去拉没有拉住。那个水手姓郑，潮州人，比他大三岁，在船上一直叫他“阿弟”。后来镇海号回到广州的时候他把那个水手的遗物——一个海螺壳——交给了郑家的老母亲。老母亲接过海螺壳没有哭，只是说了一句“他小时候最爱捡这个”。从那天起何康对日本这两个字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但生意是生意。上一次跟三井洋行签的钢材合同，日本人按时交货，质量过关，价格公道。何敏说得对，在战时，信用比什么都重要。
　　
　　“我去谈。”何康说。方月娘在旁边看了他一眼。她没说话，但何康知道她在想什么。甲午年方世宏的潮州船队也死了人——方月娘的一个堂兄在海上被日本人的流弹打中，抬回来的时候半边脸都没了。方月娘那时候才十二岁，在灵堂里跪了三天。
　　
　　“三井的钢材合同我去续约。条件跟上次一样，延期交货违约金翻倍。”何静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她刚从怡和洋行回来，高跟鞋踩在木楼梯上嗒嗒作响，进门的时候顺手把一份签好的合同放在何安面前，“怡和的包运合同已经签了。全年的。”
　　
　　何安翻开合同看了看，然后抬起头看着何静。“你一个人谈的？”
　　
　　“不然呢？”何静坐下来，拿起何清刚端上来的茶喝了一口，“对了，麦克唐纳先生说九龙船坞被军方征用了，修船排期会很长。何康，你的船队怎么办？”
　　
　　“月娘去油麻地找船厂了。”何康说。
　　
　　何静点了点头，放下茶杯，看向何敏。“你刚才说的第二个机会，日本钢材那条线。三井洋行在香港的买办我打过几次交道，姓山本，神户人，英文说得不错。他上次跟我提过一句，说三井想在华南找一个长期合作伙伴。我觉得他是认真的。”
　　
　　何康皱了一下眉。“山本这个人怎么样？”
　　
　　“生意人。”何静的回答很干脆，“跟他打交道不用谈感情，只要合同条款写清楚，他一个字都不会违约。这一点比很多中国买办都强。”
　　
　　何安一直在听。他把手里那张三井洋行的名片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好几遍，名片是白卡纸印的，正面是英文背面是日文，干干净净没有一个多余的字。他放下名片说了一句话：“那就两条线同时推进。何静你跟三井续钢材合同，争取签三年长约，条款跟上次一样。何康你准备船队，等合同签下来之后把第一批钢材从神户运到香港——运费现在还没涨到天上去，趁早运。”何康和何静同时点头。何安顿了顿，又说了一句让何敏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的话。“另外，何敏你算一下，如果战争拖过三年，巨臂集团的现金流能不能撑住。”
　　
　　何敏推了一下鼻梁上并不存在的眼镜，翻开账本，笔尖在纸上划了几下。“如果战争超过三年，运费可能涨到现在的三倍。但只要我们的仓储是满的、合同是锁死的，现金流就不会断。唯一的风险是——”他抬起头，“如果日本人趁欧洲打仗的机会在亚洲搞扩张，那就不只是生意问题了。”
　　
　　何安沉默了。他知道何敏在说什么。日本人在甲午年吃掉了台湾，在庚子年派了最多的兵进北京，在全亚洲的野心早就不是秘密。如果欧战给了日本人趁虚而入的机会，巨臂集团跟三井的合作可能会变成一把双刃剑。
　　
　　“走一步看一步。”何安说，“先把合同签了再说。”
　　
　　何敏花了整整一天一夜测算战时现金流。他把未来三十六个月的收入预测和支出预测分三种情况列在三张大表上，分别标注为“最乐观”“最保守”“最悲观”。最乐观——战争两年内结束，运费回落正常，巨臂集团三年的净利润至少翻倍。最保守——战争持续三到四年，运费高位震荡，利润增长放缓但不会亏损。最悲观——战争超过五年且日本趁势在亚洲扩张，远洋航线被切断，巨臂集团必须完全依赖近海贸易和本地仓储收入维持运转，利润归零，但储备金够撑四年。何安看完这三张表之后问了一个问题：“四年之后呢？”
　　
　　“四年之后，如果战争还没结束，那就不是一家公司能解决的问题了。”何敏合上账本，语气平得像在报天气。
　　
　　何安看着这个二十五岁的弟弟，忽然想起秦舒云说过的一句话。秦舒云说她这辈子最怕两件事——一是何慎死在战场上，二是何敏算错账。现在何慎还在广州守城，何敏已经把账算到了四年之后。她在地下应该可以放心了。
　　
　　何静跟山本的谈判是在中环一家日本人开的茶室里进行的。茶室不大，日式装潢，榻榻米上摆着一张矮桌，墙上挂着一幅“一期一会”的行书。山本五十二三岁，头发理得极短，留着修剪整齐的灰白胡须，穿一身深灰色西装，皮鞋擦得锃亮。他坐下来之前先微微欠身鞠了一躬，然后跪坐在何静对面，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式两份合同。
　　
　　“何小姐，贵公司的长期供货意向我已经报给神户总部了。总部原则上同意签三年长约，每年三千吨建筑钢材，到港价——”他报了一个数字。
　　
　　何静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这个价格比英国钢材便宜将近三成，比三井去年的报价还低半成。日本人想在战时抢占亚洲市场的决心从这个报价里就能看出来。“价格可以接受。但违约金条款——”
　　
　　“延期交货违约金加倍。”山本不等她说完就接了过去，嘴角微微上扬，“上次贵公司提出的条款，总部已经批准了。三井做事跟英国人不一样——答应的事，一定会做到。”
　　
　　何静盯着他的眼睛看了片刻，然后拿起笔在合同上签了字。山本接过合同，用钢笔在日文版上也签了名，然后双手递过一份给何静。交接合同的时候他的手指碰到何静的手指，立刻缩了回去，又微微欠身说了声“失礼”。
　　
　　“何小姐，我有个私人问题。”山本把合同收进公文包，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他喝的是日本煎茶，跟何静点的凤凰单丛不同，“贵公司是华商，英国洋行和日本洋行之间，你更愿意跟谁做生意？”
　　
　　何静端起何清特意为她泡的单丛喝了一口，蜜兰香在舌尖化开。“谁守信用，就跟谁做。”
　　
　　山本听了这个回答沉默片刻，然后轻轻点了点头。“明白了。”他站起来鞠了一躬，转身走出了茶室。
　　
　　何静坐在茶室里把那杯单丛喝完。窗外中环的街道上人来人往，两个印度巡捕骑着马从街口走过。她把合同收进公文包，站起来的时候在心里说了一句话——爹说过，生意场上不认国籍，只认规矩。守规矩的就是好伙伴。日本人目前为止守了规矩。至于以后守不守，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不守就打官司。港英政府的法院虽然偏英国人，但对合同纠纷向来判得还算公正。
　　
　　何康的船队是在合同签完的第二周出发去神户的。两艘近海快船加上镇海号，三艘船组成了巨臂航运部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支船队。方月娘说要去，何康说你留在香港管码头，方月娘难得没有坚持。她站在码头上看着船队驶出维多利亚港，手里攥着何念祖和何念月的各一只手。码头的风很大，她的头发被吹乱了贴在脸上，表情很平静。
　　
　　“娘，爹去哪？”何念月仰头问她。
　　
　　“去日本。”
　　
　　“日本远不远？”
　　
　　“比广州远。”方月娘低头看着女儿，“你爹去运钢材，运回来给你梁伯伯打铁。”何念月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何康站在镇海号船头，看着维多利亚港慢慢退到海平线后面。丁海掌舵，马三操炮——这老哥俩从广州到香港一路跟着他，脸上的皱纹和刀疤比当年更深了。马三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眯着眼睛看海图。丁海默默转着舵轮，左脸的刀疤被海风吹得发白。
　　
　　“康哥，”马三忽然开口，“你说日本人会不会跟咱们翻旧账？”
　　
　　“什么旧账？”
　　
　　“甲午年的旧账。”马三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手指间转了个圈，“当年咱们在威海卫打的就是日本人。这才过了二十年。”
　　
　　何康望着海面没有马上回答。海面上波光粼粼，一群飞鱼从船头掠过滑出去很远才落回水里。他想起那个姓郑的潮州水手，海螺壳现在应该还在郑家老母亲的床头放着。老母亲前年过世了，何康去参加了葬礼。棺材下葬的时候他把一个崭新的海螺壳放进了墓穴里。不是因为愧疚，是因为那个水手叫过他“阿弟”。
　　
　　“做生意的跟当年打仗的不是同一批人。”何康说，“山本那个人的手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没端过枪。他讲的是合同，不是炮弹。只要他守合同，我们就跟他做生意。”他顿了顿，“但如果他不守——我们有三艘船，船上有炮。”
　　
　　马三咧嘴笑了，把烟重新叼回嘴里，低头继续擦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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