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 绝楚 (第2/2页)
　　
　　大王发问，昭黍立即出言道：“臣以为当请罪于齐，或可使楚齐复好。”
　　
　　“请罪？”东野固闻言就不乐意。“我楚国何以向齐国请罪！大王，事已至此，齐国愿与我复盟，可也；齐国不欲与我复盟，亦可也。缗王之后，齐军已不能战。盟齐，不过得丝麻步履耳，今海卒大败潘地亚国，掳其女王，自此我楚国布履无忧也。”
　　
　　“君之言何意？为楚国计，仰为鲁地计？”东野固是鲁人，鲁人自古以来就与齐人不对付——从鲁国建国起，就严苛实行周礼，是周室宗邦、诸侯望国；齐国不同，齐国是‘因其俗’，因俗而治，几若蛮夷。
　　
　　面对昭黍的质问，东野固一笑，道：“臣无意。臣乃言：齐国贫贱殊异，上下离心，已不能战，尚不如鲁师；齐人又多诡诈，遣使入楚，泰半不是为复盟而来，乃为绝楚而来。”
　　
　　“果真如此？”熊荆并不怀疑鲁人的忠诚。放眼天下，只有楚国与鲁地意识形态相合，也只有楚国可以阻止秦国并吞天下。
　　
　　“大王不信，明日相召便知。”东野固道，说罢他又看向昭黍，想说什么终究没有说出来。熊荆没有注意到他的目光，昭黍被他看了一眼，心中不由一紧。
　　
　　“明日？”熊荆不由点头。楚国从未正式表示自己要与齐国绝交，正朝那次朝决只是表示楚国愿意为救赵承受与齐国断交的代价。
　　
　　视朝本是形式，行敖制后，视朝就更流于形式。国事基本由群臣商议，诸敖决定，最多上书到熊荆所在的燕朝报备一下：某地出现某事，群臣商议如何如何处置云云。熊荆对这种报备素来不看，他一是没空看，二是不想看。
　　
　　于国君而言，决策是第一重要的，尤其是方向性的决策。放在后世，如果是公司，选择行业和时机是最重要的，行话叫做‘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上天’；若是个人，除了行业和时机，人脉是最重要的。机会绝不是给时刻有准备的人，机会只给离得最近的人。
　　
　　第二重要就是内部的协同。都知道上下欲同者胜，可怎么才能做到上下欲同？
　　
　　楚国实行敖制，就是要使君权、诸氏、誉士利益达成一致。但敖制只是协调机构，协调的前提是势力平衡，只有平衡才需协调，主人与仆人不需要协调，只需命令。
　　
　　平衡是楚国政治的一贯做法。春秋时以县尹平衡贵族，战国时以封君平衡县尹。敖制之下，又以誉士平衡各氏。不过在势力平衡之外，经济利益也必须一致。
　　
　　赵国内乱乃至亡国，可以视为北方游牧商业经济与南方纯农业经济利益上的不和；南北战争的起源，是南方农场主与北方工厂主之间存在经济矛盾；一战之所以发生，在于容克地主与工厂主形成的‘二元结构’，俾斯麦所称的‘钢铁与黑麦联盟’。
　　
　　楚国复郢，君权、诸氏、誉士的势力必须维持在东地时期的平衡；同时，东地与西地之间，经济利益必须一致，尤其是海贸将对楚国乃至天下经济产业形成猛烈的冲击。如何做到‘既平衡又一致’，这是比决策还难的问题。
　　
　　只抓大事，不涉小节。熊荆就是如此治国，视朝也是礼毕即散。齐使田季的谒见使得视朝延后，群臣注视着缓缓入廷的齐使，想知道他究竟带来了齐人什么样的决定。
　　
　　“齐楚姻盟，大王背盟矣！”没有什么礼数，田季就这样开始履行他使臣的职责。“大王常言勇信为贵，然此不过欺诈之辞，足见大王实一小人耳！”
　　
　　“无礼！大胆！竟敢敢辱骂大王……”田季这是公然辱骂了，大廷上的群臣闻言大怒，有几人已经拔剑出鞘。
　　
　　“放肆！”王座上的熊荆暴喝，他喝的不是田季，而是群臣。暴喝之后，群臣皆看向熊荆，熊荆不等他们争辩就道：“齐使再言！”
　　
　　“我齐国不欲与小人之王为盟，亦不愿与杀兄夺妻之人联姻。”群臣怒视，熊荆眼里也要冒出火，然而田季目光虽然闪烁，脸上仍是不可一世的模样。“不仁不义，无礼无德，蛮夷之地，小人之邦，如此之国，亦配盟齐？！今日起，我齐国与楚国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