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四章 回归广州 (第1/2页)
一九五六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正月还没过完，白云山上的野杜鹃就冒了花苞，一簇一簇的粉红色从枯黄的灌木丛里钻出来，像是有人在山上点了一串鞭炮，炸开的不是火药，是花。何家老宅后院的桂花树也抽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晨光里泛着油亮的光泽。何成局站在树下，看着那些新芽，忽然想起余姚姚种这棵树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桂花树不娇气，你给它一块地，它就扎一辈子根。”
扎一辈子根。这几个字在他心里转了几圈，落了下去。
公私合营的批准文件在正堂的供桌上压了快两个月了，红绸布衬着黑木匣子，端端正正地摆在那里。何念祖从香港把最后一批资产清单送过来的时候，顺便带来了一个消息：港英政府那边已经正式注销了巨臂集团在香港的注册，理由是“该企业已无实际经营活动”。何念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平静，但何成局听出了他话里藏着的东西——香港是何家住了四十四年的地方，维多利亚港的码头是何成局带着全家老小一砖一瓦建起来的。现在，法律意义上的“巨臂集团”在香港已经不存在了。
“你舍不得？”何成局问他。
何念祖笑了笑。他今年九十三岁了，是何家第三代中唯一还在理事的人。“爷爷，我跟您说实话——有点舍不得。毕竟我这辈子一大半时间都在那边。但舍不得归舍不得，账我算得过来。”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是新公司的股权证，上面印着“公私合营巨臂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字样，股东栏里写着两行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何成局。
何成局看着股权证上自己的名字，沉默了很久。何念祖以为他有什么不满，刚要解释，何成局摆了摆手。“这个名字写得好。”他说，“不是何家，是国家。国家在前面，何家才有根。”
何念祖把这个消息带回香港的时候，巨臂集团留在香港的最后一批何家子弟正在收拾东西。他们都是何家第四代、第五代的远支，有的在海外待了几十年，有的连广州话都说不利索了。但何念祖带了何成局的一句话给他们——“愿意回来的，何家给房子、给地、给事做。不愿意回来的，何家不强留，但只要还姓何，就记住一件事：何家的根在广州。”最后，四十七个人回来了，九个孙辈选择留在香港开设遮天集团，还有七个孙辈留守在海外的保护伞制药有限公司。何念祖在名单上画了一个圈，旁边注了一行小字：“四十七人，已安排。”
这些事何成局没有告诉何国。何国这两个月来一直很沉默，除了每天给他泡一壶茶，其余时间都泡在航运部的办公室里，处理合营后的航线调整。何辩走后的第二天，何国把他父亲生前用过的茶具擦了一遍，那把养了几十年的紫砂壶，壶身已经被茶汤浸润得发亮，何国把它放在茶案最显眼的位置，但从来没用过。他泡茶用的是自己的壶，何辩那把一直空着。
何成局看在眼里，没有说什么。他经历过太多次丧亲之痛，知道这种事不能劝。劝是没用的，只有时间是管用的。时间是条河，它不会让伤口愈合，但会把伤口冲到越来越远的地方，直到有一天你回头看的时候，发现那道伤口还在，但已经不那么疼了。
三月初，何国正式提交了合营后第一批航运计划——巨臂集团旗下的十二艘远洋货轮全部转入新公司，航线从原来的南洋—香港—旧金山调整为广州—天津—大连，专营国内沿海运输。这个调整意味着巨臂集团放弃了经营三十多年的远洋航线，放弃了每年上百万美元的利润，把全部运力投入国内。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何国只说了一句话：“我父亲走之前，让我给爷爷泡了一杯茶。那杯茶里泡着的东西，比一百万美元多。”
何成局在计划书上签了字。他签字的时候，何国站在旁边，看着他祖父一笔一画地写下“何成局”三个字。何国忽然发现祖父的手开始微微有些抖了，不是那种衰老的抖，而是像握刀太久之后的脱力。祖父握了一百多年的刀，现在不握刀了，握笔，手抖。他想起何辩走之前说的那句话——“爹，您让何家的船往北开，对了。”何家两代人的方向，都在这一张纸上定了下来。
开往北方的第一艘船，是清明节后出发的。何国亲自押船，这是合营后巨臂集团的第一次正式航行，他要确保万无一失。出发前一天，他去了白云山，在何辩的坟前站了很久。何辩的坟上已经冒出了青草，嫩绿嫩绿的，被清明时节的雨水洗得发亮。何国把一壶新泡的铁观音放在坟前，跪下磕了三个头，起身下山。他走的时候没有回头，但他知道，父亲的坟旁边是奶奶的坟，奶奶的坟旁边有一块空地——那是何成局给自己留的位置。
同一时期，何峰在武汉扎下了根。长江大桥的建设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桥墩全部出水，接下来是架设钢梁。何峰带的工程队从二十人扩充到了三百人，承担了大桥南岸引桥的全部土建工程。他几乎不再回广州了，工地就是他的家。他在工地边上搭了一间简易的竹棚，四面透风，冬天冷夏天热，但他住了整整一年。何海去武汉给他送资金的时候，看见那间竹棚里只有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和一堆图纸，桌上放着何甘托人捎来的壮骨膏，罐子已经空了大半。
“峰哥，你这日子过得也太苦了。”何海说。
何峰正在看图纸，头也不抬：“比工地上的工友好多了。他们住的是油布棚，连竹棚都没有。你回去跟爷爷说，这批工人是真的拼——汉阳岸的桥墩浇筑，工人们站在齐腰深的冷水里打模板，一泡就是十几个小时，上来的时候腿都麻了，得靠人扶着走。没有人喊苦，没有人撂挑子。这批人拿的工资只有香港工人的十分之一，干的活却比谁都扎实。”他放下图纸，看着何海，“你让我回去跟爷爷说，何家投的钱，每一分都花在刀刃上了。”
何海点点头，在竹棚里坐了一会儿，忽然问：“峰哥，你后悔不后悔？本来你在香港做地产开发，赚得比现在多多了。”
何峰笑了一下。他笑起来的样子很像何念祖——嘴角先动，然后眼睛才跟上。“你回去看看老宅里那块牌子就知道了。”他说。“什么牌子？”“合营文件旁边那块。爷爷让人刻的，上面写着何家的新规矩——‘何家经商，守法为先；何家行医，救人为先；何家传武，报国为先。’三句话，二十一个字，每个字都有巴掌大。我走的时候看了一眼，就没忘过。”
何海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峰哥，我发现你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
“以前你算账最精，现在你不算账了。”
何峰把图纸卷起来，站起来拍了拍何海的肩：“算账的事交给你了。我在这边，只算一件事——怎么把这桥早点架起来。桥早通一天，****的物资就能早一天运到西南，西南的粮食就能早一天运到中原。这笔账，比什么都大。”
何海回到广州后，把何峰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何成局。何成局听完，没有说话，只是走到后院，在桂花树下站了很久。他想起何峰小时候的样子——何念月的儿子，在何家第四代里排行第三，从小体弱多病，何芳给他扎了无数次针才把底子调过来。何成局以为他会留在香港做他的地产公子，但他去了武汉，在江边的竹棚里一住就是一年，每天跟工友们一起在泥水里摸爬滚打。
树上的新芽已经长成了嫩叶，风一吹，沙沙地响。
何岩在广州的工业急救培训班已经办到了第四期，学员从最初的三十人扩展到两百多人，覆盖了广州、佛山、东莞三个城市的六十七家工厂。他的教学方法很特别——不讲理论，只讲实操，用洪拳的发力原理来解释急救动作。比如，他在讲如何在不伤及内脏的前提下搬动被重物压住的伤员时，会用洪拳的“霸王举鼎”式来演示正确的发力角度和腰马配合，然后让学员两两一组反复练习。
市卫生局派了一个观察员来旁听，听完一节课后，回去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把何岩的培训班纳入全市厂医培训体系。何岩收到这份报告的时候，正在给一个纺织女工换药——就是去年那个被梭子打穿手掌的姑娘，现在已经快痊愈了，手上的疤痕从掌心一直延伸到虎口，但手指功能基本恢复。那姑娘姓陈，大家都叫她陈妹，二十出头，短头发，一双眼睛又大又亮。她每周都到医馆来学针灸，现在已经能在厂里帮受伤的工友做简单的止血处理。何岩夸她学得快，陈妹低头笑了一下，说：“何大夫，我以前只晓得踩缝纫机，从来没想过自己还能学会医人。”
“不是学会的。”何岩一边换药一边说，“是你本来就有这份心。有这份心的人，学起来就快。上次三车间老吴被飞梭砸中眉骨，血流了一脸，旁边人都吓傻了，就你冲上去按住伤口、叫人送医馆——那时候你才学了两个月不到。医人的本事可以练，冲上去的胆子练不出来。”
陈妹听了，眼睛更亮了。何岩看着她，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何芳也是这样教他的——先教心，再教手。何芳说，做大夫的，手上可以慢，但心不能冷。何芳老了。九十四岁的她已经很少下楼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工作间里，把那本泛黄的香方簿改了一遍又一遍。何岩每天早晚上去请安，昨天上去的时候，看到母亲在教何心认香料。三岁的小姑娘坐在高脚凳上，两条小腿晃来晃去，面前摆了一排小瓷碟，碟子里装着丁香、肉桂、白芷、甘松、冰片，每一样都只有一点点。何芳拿起一片白芷放在何心手心，让她闻，何心闭着眼睛闻了一下，奶声奶气地说：“苦苦的，但是后面有一点点甜。”何芳满意地点头，又拿起一片肉桂。何心闻了一下，皱了皱小鼻子：“这个暖烘烘的，像冬天喝的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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