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五章 广州的热风 (第1/2页)
一九五八年的夏天来得又猛又急。刚进六月，广州城的石板路就被晒得冒了烟，珠江水面上的热气蒸腾上来，整座城市像个大蒸笼。何家老宅后院的桂花树倒是不怕热，叶子绿得发黑，树冠遮出大半亩荫凉。何成局每天午后都坐在树下，一把竹椅，一壶凉茶，一坐就是两三个时辰。何国怕他热着，特意从香港运了一台电风扇回来，摆在树底下对着吹。何成局看了一眼，说：“拿走。天人境要是怕热，我这身功夫就白练了。”
何国只好把电风扇搬去了何芳的医馆。何芳倒是用得着——九十六岁的老太太耐不住暑气，这几天胃口也不好，何甘变着花样给她做消暑的药膳，荷叶粥、冬瓜盅、绿豆百合汤，一天三顿不重样。何芳每次吃完都说“别费事了”，但碗底总是刮得干干净净。何甘看在眼里，嘴上不说什么，第二天照样变着花样做。
何成局这段时间很少出门，但外面的消息一件不落地传进他耳朵里。何念祖每隔三天从香港打一次电话过来，何国每天下午把当天的报纸放在他茶案上，何川从东北寄回来的信件塞满了书房抽屉。他不用看报纸，天人境的感知力覆盖整座广州城，街头巷尾的广播喇叭、工厂门口的大字报、码头工人喊的号子、学校操场上学生排练的锣鼓——所有这些声音织成一张巨大的信息网，他坐在桂花树下就能感知到这座城市的脉搏。而这一年，脉搏跳得格外快。
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六月，钢铁指标翻了一番。七月，人民公社的第一个牌子在河南挂了出来。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钢产量要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消息传到广州那天，何成局在桂花树下坐了一整个下午没动。何国来送茶的时候，发现祖父面前的茶杯已经空了，但茶壶还是满的——祖父连给自己倒茶都忘了。
“爷爷，”何国放下茶壶，试探着叫了一声，“您在想什么？”
何成局从沉思中回过神，端起茶杯看了一眼，才发现是空的。他把杯子递给何国，何国会意，重新斟满。何成局喝了一口，才开口：“我在想光绪二十四年。那年我在广州知府的任上，朝廷搞维新，也是这么一股子劲头。废八股、办学堂、练新军，一百天里下的诏书比过去十年都多。我当时觉得大清朝有救了，后来你也知道——菜市口，人头落地。为什么？因为只有上面的劲头，没有下面的根基。诏书下得再多，落地的时候没人接，就是一纸空文。”
何国认真听完，斟酌着问：“爷爷觉得，现在也悬？”
“不一样。”何成局放下茶杯，目光望向远处的天际线，那里有几根新竖起来的烟囱正在冒烟，“光绪那会儿，朝廷里就几个书生在喊，喊完了没人干。现在不是——现在是老百姓自己在动。你听听。”他微微偏头，指向老宅外面的方向。
何国凝神细听。远远地，从珠江边传来一阵阵夯土号子，那是工人们在挖新港区的淤泥；另一个方向，广播喇叭正在播送钢铁增产的动员令，播音员的声音慷慨激昂；更远处，大概是从城郊新成立的公社传来的，几百人的口号声隐隐约约，像是远方的雷声。何国听了一会儿，忽然明白了祖父的意思。这股劲头不是上面压下来的，是底下涌上来的。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它就是要来。
何成局从竹椅上站起来，拂了拂衣摆：“给何川发个电报，让他从东北回来一趟。再通知何峰，武汉的事先交副手，回广州开个会。还有何山——你让他查一查，宝芝林最近有多少徒弟被抽去炼钢了。”
何国一愣：“炼钢？”
“你没注意看报？”何成局说，“各省各市都在建小高炉，广州也开始动员了。何家这股风躲不过，我也不打算躲。但不能瞎撞——得看看风往哪个方向吹，哪里是风口，哪里是悬崖。”
何国应了一声，转身去安排。何成局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回廊尽头，重新坐回竹椅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发髻上那根银簪。他想起了余姚姚的爹——余保纯。老爷子做广州知府的时候，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为官一任，最难的不是做事，是看风向。不看风向你撞墙，看多了风向你又站不稳。”余保纯在大清官场沉浮了几十年，最后全身而退，靠的就是审时度势的本事。何成局不知道自己现在算不算在看风向。他只确信一点：不管风向怎么变，何家的脚跟不能离地。这是他用了两辈子——从余保纯那一辈算起——才想明白的道理。
三天后，何家老宅正堂。
何川是第一个到的。他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从长春赶回来，一下车就直奔老宅，连行李都没放。在东北待了五年，何川的外表变化很大——人瘦了，也黑了，原本白净的脸上多了几道风霜刻出来的纹路，但眼睛比五年前更亮。那是一种见过大世面、干过大事情的人才会有的亮。何成局看了他一眼，在心里赞了一句。
“东北那边怎么样？”何成局开门见山。
“热火朝天。”何川坐下就端起茶杯灌了一大口，“鞍钢今年的指标翻了一番。一汽的厂房还没完全建好就开始出车了。整个东北的工业基地都在加码，工人的干劲是真的高——我亲眼见过连续干二十四个小时不下火线的班组。但问题也多，原材料跟不上，运输跟不上，有些指标定得脱离实际。我跟鞍钢的负责人聊过，他说完不成指标要摘乌纱帽，只能硬着头皮上。”
何成局点点头，没有评价，转而问：“何家在那边的投入怎么样？”
何川翻开随身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数字：“我们经手的物资转运量比去年增加了四成，主要是苏联设备进口这一块。但最近苏联那边的交货开始拖延了，有几批关键设备晚了两个月还没到港。我判断——”他顿了一下，看了一圈在座的兄弟，“中苏关系可能要出问题。”
正堂里安静了一瞬。何国皱眉，何峰微微变了脸色。如果中苏关系生变，巨臂集团承接的大量苏联设备进口业务将面临直接冲击。何川在贸易部干了这么多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向精准，他说“可能要出问题”，那就是已经有苗头了。
“这个问题回头再议。”何成局抬了抬手，“先说说你们各自那边的情况。何峰。”
何峰是昨晚从武汉赶回来的。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袖口上还沾着没洗干净的泥点子。五年来他一直泡在工地上，整个人从内到外都褪去了公子哥的底色，看起来不像何家第四代的地产板块负责人，倒像个货真价实的工程队长。他说：“武汉长江大桥去年十月通车了，比原计划提前了将近两年。”
何成局微微颔首。何峰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抽出几张工程图纸和照片摊在桌上。照片拍的是大桥通车那天的场面，桥面上挤满了人，有工人、有市民、有学生，有人在欢呼，有人在抹眼泪。其中一张照片的角落里，何峰站在一群工人的最边上，穿着一件被水泥浆糊得看不出颜色的工装，脸上笑得像个孩子。何成局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日期：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
“通车那天我站在桥上，想起爷爷以前说过一句话——‘人这一辈子，能做一件让自己骄傲的事就不算白活。’”何峰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但何川注意到他放在桌沿上的手微微有些抖，“我这辈子，就这一件事，够本了。但我回来不是来报功的——我有个事要跟爷爷和几位兄弟商量。”他收起照片，神色严肃起来，“大炼钢铁，省里下了硬指标，广州每个单位都要分担。我在武汉看到的情况是，很多地方把铁门、铁窗、铁锅都砸了去炼钢，炼出来的铁块子根本不能用，全是蜂窝。大家都想多为国家出力，可有些事光靠热情不行。何家的地产板块和工程队有设备、有技术、有管理经验，与其被动接任务，不如主动介入——我们不跟风建小高炉，我们帮公社改造炉子、培训工人、把控质量。这样一来，我们出力了，也避免资源浪费。”
何成局听完，看向何国：“你觉得呢？”
何国想了想：“峰哥的想法好。但有一个问题——我们不是冶金专家，我们的工程队擅长的是盖房子、建码头，炼钢这一块不是本行。”
“我们不是专家，但可以找到专家。”何峰接口，“我跑工地这些年认识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个鞍钢退休的老工程师姓郭，去年被请到武汉做技术顾问。这个人搞了一辈子高炉，在大连、鞍山都干过，是真正的行家。他之前听说我在武汉搞基建，专程跑来看了我们修的汉阳岸引桥，说结构做得扎实，当场跟我说——‘何家做事，我放心。’我想把他请过来，给何家做技术指导，专门负责土高炉改造。”
何成局沉吟片刻，转向何川：“你有什么补充？”
何川翻开笔记本：“贸易部可以负责物资调配。现在各地都在抢钢材、抢煤炭、抢耐火砖，渠道很乱。如果何家要介入，我建议成立一个专项小组，专门做物资调拨和炉料配给，用我们的运输网络把紧缺物资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避免倒流和浪费。另外，何峰说的那个郭工，我也听说过——这个人技术上没得说，但脾气怪，不太好请。”何川合上笔记本，看了何峰一眼，“不过连他都夸何家做事扎实，那峰哥的面子比我大。”
何山最后一个发言。他最近很忙——宝芝林的弟子们大多年轻力壮，好几个被抽调到街道办的小高炉工地上去了。何山没有拦着，他自己也带着弟子们义务出工，但每次去都发现同一个问题：老百姓热情是真的高，但很多人连最基本的矿石分选都不会，把含铁的石头和普通的石头混在一起往炉子里扔，结果炼出来的全是废渣。他对何成局说：“我有个想法——宝芝林可以配合峰哥和川哥，把咱们的弟子派到各个公社去，不是教拳，是教基本操作。洪拳弟子懂火候——打铁淬火是武馆祖传的手艺，高炉的火候比锻炉大得多，但底层的道理是通的。我们可以做初级培训，让至少每个公社都有几个懂基本原理的人。另外还有一点——”他顿了顿，“我派弟子下乡，不光是教技术，也要帮忙留意一件事：有些地方为了凑钢铁数量，把还能用的农具、铁锅都砸了。这个口子得有人去收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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